阎玉珍
我的知青生活没有其他人那么艰辛，但是也有苦恼。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67届高中毕业生，南外的第二届高中毕业生。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20%保送出国留学，他们准备启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该出国的出国，该上大学的上大学。没想到迎来的是“知青下放”。巨大的落差让人难以适应，我不想向命运屈服，也无力与命运抗争。我选择了“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季氏》：“既来之，则安之。” 原意是：既然把他们招抚来，就要把他们安顿下来。后多指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在这里安下心来。既：已经。来之：使之来。安之：使之安。“既来之，则安之”从消极的角度理解，是向命运屈服；从积极的角度理解，是安下心了，面对现实。我始终从积极的角度理解，随遇而安，适者生存，不能改变环境，可以适应环境。这样的信念让我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期。
1969年3月26日大客车一路颠簸，傍晚时分到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我们分到九营，大客车经过八营的时候，被一群知青围住了。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上当了，这是什么建设兵团？这就是农村！当什么兵团战士？就是当农民！我们车上有人哭了。
晚上躺在农民家里用玉米秆子铺的床上，难以入眠，再加上水土不服，皮肤过敏，痒得难受，就更睡不着了。思前想后：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初来乍到农村，先是皮肤过敏，身上大包连着小包，接着是生病发烧，把所有能盖的都盖在身上，还瑟瑟发抖。但是只要能起床，我照样和农民一样，一早去地里除草松土，中午去跟给棉花苗打药……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点上煤油灯看德语书，天刚亮时我也会到外面练口语。我学的是德语专业，总觉得有一天能派上用场。不久就听到有人说：德国婆子在学外语，不想扎根兵团干革命。这可是一顶大帽子！现在的情况是德语书不能看，德国话更不能说，外语不练就忘，专业要丢了。想到这里，我真是心痛！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是不能再看德语书了。“既来之，则安之”，还是先好好地当个兵团战士吧！我除了在大田里跟大伙儿一起干活外，空余时间还参加连队、部营组织的各种活动，参加民兵训练，参加宣传队，写对口词，演节目，拿着喇叭筒在村前屋后广播新闻……
在九营65连劳动了半年多，我被调到团部广播站当广播员。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学校的广播站当广播员，当广播站长。学生时代的业余爱好，如今成了我的正式工作。虽然对于这份工作，我是驾轻就熟，而且也很喜欢，但是我毕竟有自己的专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拿出德语书来，为了怕人说，拿出的是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是看不了多长时间，因为9：30放完熄灯号后我才算结束工作，回到宿舍，躺到床上已经十点多钟了。第二天5:30之前我就得赶到广播站，预热机器，6：00准时放起床号。我太睏了，只得放下德语书。“既来之，则安之”，还是先把眼前的广播工作做好吧。当时广播剧流行，我还编写、录制广播剧，印象最深的是《看闸》，介绍13营的王宽前守护水闸的先进事迹。
为了提高播音质量，回南京探亲的短短15天里，我还到省人民广播电台去跟专业的播音员学习播音。我在省台学习期间，他们跟我说：因为大学不招生，没有毕业生分到电台，省台也是青黄不接，他们想从基层调一些人来。他们觉得我有培养前途，想和我们团商调，调我到省台去。商调函发到我们团部，我们宣传股的罗荣股长很开心，他的兵能到省广播电台，这是一个荣誉。他对我说，你到兵团还不到两年，马上要走了，赶紧到连队去，多熟悉熟悉我们兵团的生活。他安排我到团部边上的十营和兵团战士一块儿干活。大家都觉得我太幸运了，有这么好的机会，下乡不到两年就能调回到城里的省电台工作。最后罗股长告诉我，尹团长舍不得放你走。尹团长说了：好的人才，江苏省广播电台要，我们江苏省建设兵团也要。我一下子懵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本位主义。我每天广播，第一句话是：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有一次我居然把“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播成了“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事后我非常的自责，一个劲儿的用“既来之，则安之”让自己安下心来，而且还下定决心要把广播工作做的更上一层楼，不能让别人说喇叭口对外不对内，天天宣传“兵团战士要扎根兵团干革命”，自己却想着离开兵团去省台。我的广播工作在全兵团25个团里是做的出众的，在兵团的广播工作会上，领导还指定我作了经验介绍。
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了。有一天一位现役军人干事悄悄地告诉我，北京外国语学院到我们兵团来招两个学德语专业的，可惜你没有后台，被别人顶掉了。后来我才知道，北京外国语学院到南京外国语学校了解毕业生的下放情况，知道有两个学德语的毕业生下放到我们团，除了我，还有一个叫胡德敏，是机关的打字员。他们到我们团里提出要见见我们两人。我们团居然谎称，这两个人都不在。北外招生的人见不到我们，只好带了团里推荐的人走了。我的心里凉透了，省电台商调没调成，当时就有人跟我说了，你还是没背景，你要是有背景，肯定就走了。这是真的，因为已经有人开始从内部当兵走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既然是个没有背景的人，那就按照没有背景人的活法生活，不靠别人，靠我自己。
1973年邓小平复出，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考试一关。既然上大学有考试这一关，光靠背景就不行了，于是我想报考。答复是不能，理由是超龄了。我想，我确实也过了上大学的年龄了。我已经25周岁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上大学，都应该研究生毕业了。我没希望上大学了，但对上大学有考试这一关，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准备接我的班来当广播员的高建荣年龄小，她当时回南京探亲，我赶紧告诉她，可以去考试。她获悉后赶回来考试，被录取了。我们机关还有一个女知青被录取在清华大学。后来考试的题目我也看到了，很多数学题是初中的题目。我当时在想，如果能让我参加考试的话，我也一定能考上大学，说不定还能学德语专业。部分省市设立的考试上大学这一关，后来被“白卷英雄”张铁生给毁了。上大学对我来说是无望的。下乡已经快5年了，“既来之，则安之”，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我也该结婚生子了，于是1973年底结婚，1975年底生孩子。
在我结婚生子之前，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很多都调到兵团的工厂里去了，我的校友胡德敏，我的好朋友李丹柯都调到兵团化纤厂了。他们一个个的离开，都让我感到一次次的惆怅。“既来之，则安之”让我仅仅是惆怅而已，我从来没有主动跟领导说过，把我调到兵团的工厂去吧。
1975年7月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了，现役军人几乎都走了。有极少数的现役军人就地转业了，其中有组织股的田股长。75年年底的时候，田股长跟我说 ，知道你这么多年都没走成，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是到清江的兵纺二厂，你去不去。我很干脆地说，去呀。第一次有人主动让我走，我怎么能不去呢？我也知道，兵纺二厂离市区很远，条件比化纤厂差多了。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走。我非常感谢田股长，是他给了一次走的机会。
我带着刚满4个月的儿子到兵纺二厂报到，负责接待的人看着我带个孩子，迟迟不给我办手续。他们跟我说：我们厂没有母子宿舍，只有集体宿舍；我们厂的工作是三班倒，你带个孩子怎么倒？我的眼泪流下来了。过去是因为我太能干了，他们舍不得放我走。如今我有孩子了，他们嫌我是累赘了，不要我了。我咬咬牙说，我把孩子送回家。他们立刻说：好吧，给你几天假，你把孩子送回去。报到进厂的那一周，我无法入眠，满脑子都是儿子。我跟集体宿舍同住的人商量，把孩子接回来。她同意了。我立刻赶回南京，把儿子接了回来。说来奇怪，儿子大概知道，他在集体宿舍里一定要乖，不乖的话就会离开妈妈，即使生病发烧，也是不哭不闹。他不认生，谁抱都可以。他在集体宿舍里成了大家的活玩具！
1977年夏天，我带着儿子到化纤厂找胡德敏、李丹柯聊天。李丹柯告诉我，大学要招生了。她鼓励我考大学。我说：我都快30周岁了，还考什么大学。我指着儿子说，让他圆我的大学梦吧。我当时不准备考大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兵纺二厂并不欢迎我这个带孩子的人，我觉得离开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我和省电台又联系上了，他们还是愿意接受我，并给我们厂发商调函了。我当时已经在厂里的广播站工作了，我就问宣传科的科长，有没有收到省广播电台的商调函。他告诉我，没有收到。我知道这是他们不愿意放人的借口。于是我就说了一句，如果我考上大学，你们放不放？科长说，当然放了。看来我要想回到南京城里，只有考大学了。厂里有30多人报名参加高考，我的报名很顺利。没有人说不让我报名。但是带着孩子报名考大学的只有我一人。既然决定考大学了，那就赶紧复习功课吧。晚上把儿子哄睡着了，我就开始看书。准备考试的
那段日子很艰苦，好在最后还是考上了。全厂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本科。宣传科长说话算话放我走。他还跟我说，省电台的商调函在他的抽屉里。
1978年的那个春天，我回到了离别整整9年的城里家，到南京上大学。
人的一生总有很多无奈，知青下放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大无奈。多年后，我们宣传股聚会，当年的罗股长对我说：你如果混得不好，我会很内疚的。当年你如果调到省广播电台去，不一定比现在在高校当教授好。我当时就知道，我调不走，他当股长的也很无奈。在建设兵团级别低的现役军人都很无奈，何况我一个小小的知青呢！面对无奈，有人怨天尤人，抱怨世道不公；有人是奋力抗争，博出一条生路。我觉得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抗争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我选择“既来之，则安之”，因为首先可以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面对现实；然后自己化解苦恼，努力地过好每一天，积极地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