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箫校长离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虽然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可在接听电话的那一瞬间，内心深处还是一阵阵揪痛。这些天来，每当一人独处，往事总会如影片一般，在脑海中一幕幕回映……
1965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六·一”营火晚会上，陈凤箫校长第一次走进我的记忆中。那一天，我的父亲被请来学校作报告，主席台上，父亲坐在中间，右首便是陈校长。作为学生，我头一回远距离地认识了自己的校长。
转眼到了一年后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豪情四溢的歌声在耳畔唱响的时候，从小就为没能亲历大革命时代风云而遗憾和懊恼的我猛然感觉到，父辈曾经拥有过的激情岁月再次向我们走来了。我满怀着那种莫名的激奋和热情，扑进了那个沸腾的洪流。
学校的文革运动渐渐把矛头集聚到了陈校长身上。一时间，向陈校长发起攻击、批判，成了当时鉴别学校里各个组织和个人革命身份的一种独特方式。这时候，我带着一种对阶级敌人的仇视，参与到了对这位当时已完全孤立无助的中年知识女性的斗争之中。怒目而视、高声喝斥、无情批斗，甚至有一次，将老校长佩戴多年的眼镜摔在了地上……
那是在学校期间，我与陈校长接触最多、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一个梦魇一样的年代！
后来，我离开学校，走进军营。在大别山脚下的军营里，原本渐渐离我远去的“文革”往事，不断地重新涌上来，像一团烈焰烧灼着我的心。我发觉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我在弯腰鞠躬，面前，是老校长陈凤箫。很长一段时间，沉重的负罪感一直压在我的内心。
1993年，学校30周年校庆。仪式结束后，我陪同几位老师、同学请陈校长吃饭。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见到她。席间，我端着酒杯恭恭敬敬站立桌前，就“文革”中的往事向陈校长致歉。听了我一席话，陈校长放下手中的竹筷，慢声细语地对我说：“这些事啊，我都忘记了。你别放在心上。”顷刻间，我有了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我宽慰着自己：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毕竟，老校长都已经忘记了……
2003年腊月时节，南外40周年校庆后的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师同学前往位于中山陵的干部疗养院看望陈校长。此时，因为身体及生活原因，老校长已经长期居住在疗养院了。
疗养院107室，老校长端坐在两张床铺之间的木椅中，一缕冬日的阳光正好铺洒在身上，前来探望的师生们一个个走上前去与她握手问候，一时间，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因为拍摄录像，最后一个来到陈校长身边。谁知，就在我准备弯下腰上前握手的时候，陈校长猛然一撑椅柄站了起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四目对视，却什么话也没说。四周的欢笑声突然凝结，泪水几乎同时涌出了眼眶。一旁的徐漪波老师见势忙转移话题：“陈校长，你还记得秦志强的父亲吧，他身体可好啦，90多岁了，还天天洗冷水澡。”只听见陈校长仍然是慢声细语地回答：“我怎么不记得呢，那年，他爸爸还到我们学校作过报告呢。”
猛然间，似雷劈一般，一道电光在心中掠过！原来，陈校长什么也没有忘记呀！
后来，我曾几次和老校长谈起往事，谈起自己的内疚。每次，老人都用一种近乎母亲般的口吻对我说，那个时候，你们年龄小，都还是孩子呀，我怎么能够责怪你们呢？
一席话，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往后，要用对待母亲一样的情怀去对待这位一生坎坷却又心地慈善的老人。
从那以后，我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抽空去看望陈校长，每年春节都要去给老人拜年，13年从没间断过。
由于长期居住在疗养院，与外界接触少了，陈校长对往日学生的探望格外在意和开心。有时候，一见面，她竟会“责怪”似的说：“你有好一阵子没来了！”“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找你啦！”听了这话，我偶尔也会像孩子似的“回”她一句：“我上个月刚来过呀？”每逢这个时候，原本声调就不高的老校长，竟像是做错了题的学生似的，声音一下子就低了下去：“是嘛，我怎么觉得有好长时间呢？”
一天下午，我去看望陈校长。她正好午睡后准备起床，可照料生活的小熊临时离开了。见老校长行动有些不便，我就提出帮她穿袜子。就在我展开袜子时，陈校长突然问了句：“你为你母亲穿过袜子吗？”“穿过，那是母亲病重的时候。”听完我的话后，陈校长什么也不说了，伸出两脚，歪着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任凭我帮着她把那两只袜子穿上。
每逢新年，得知我要去看望，陈校长总是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带什么东西来，你来看我，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我就很满意了。”话是这么说，可她却常常在我来之前就张罗着，把女儿从国外带来的巧克力、糕点，早早地装进包里为我准备着。
去年春节，我的老父亲招呼我：“走，陪我看看你们校长去，给她拜个年。”从1965年学校的“六·一”营火晚会算起，两位老人整整半个世纪没有见过面了。当103岁的老父亲与92岁的老校长再次相见、热情拥抱的时候，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些年来，每次与老校长见面，她对我的要求总是“快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吧”。到了后来，每逢去探望她，我都要事前“备课”，把近期国内外大事，以及自己出国出差的见闻一条条梳理出来。陈校长一生勤于学习，求知不倦，但因为视力的减退，后来她已经无法读书阅报看电视。这是她晚年生活中最为苦恼的一件事。大约三年前，我开始为老校长读书。不过，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平均一月一次。
年复一年，昔日的师生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每次看望老校长，为她读完书离去的时候，她总是坚持要站起身来送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退，开始，一直送到走廊尽头的大厅，后来改为送到住室的门口，再后来，只能站立原地挥手告别了。只是，不论以什么方式送别，只要我的身影不离视线，陈校长是不会转身的。
今年5月，我照例前去探望。一进门，老人便急切地对我说：“你怎么才来呀？再不来，我就要找你啦。”原来，陈校长根据身边一些老同志的建议，对自己的身后事及家庭财产处理，拟写了一份遗嘱。她希望我能够作她遗嘱的见证人。在提笔郑重写下自己姓名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阵阵暖暖的亲情……
9月29日下午，我去看望陈校长，照例先为她讲述了一下“外面的情况”，读了一篇《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临别时，老人仍像往常一样久久地握着我的双手，一字一句说出了让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话：“我身边的人不多啦，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开我，好吗？”我点点头下意识地回答：“陈校长，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老校长与我的诀别话语。
9月30日，老人病情突发，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此后曾多次传出病情好转的消息，可就在大家准备迎接她转出重症监护室的时刻，那颗跳动了93年的心脏骤然停顿。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祝愿她在一个没有喧闹的世界开始新的宁静的生活……
作者：秦志强
通讯员：韩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