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陈凤箫

发布者:宣传外联处发布时间:2016-12-05浏览次数:17

陈凤箫校长离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虽然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可在接听电话的那一瞬间,内心深处还是一阵阵揪痛。这些天来,每当一人独处,往事总会如影片一般,在脑海中一幕幕回映……

 1965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六·一”营火晚会上,陈凤箫校长第一次走进我的记忆中。那一天,我的父亲被请来学校作报告,主席台上,父亲坐在中间,右首便是陈校长。作为学生,我头一回远距离地认识了自己的校长。

转眼到了一年后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豪情四溢的歌声在耳畔唱响的时候,从小就为没能亲历大革命时代风云而遗憾和懊恼的我猛然感觉到,父辈曾经拥有过的激情岁月再次向我们走来了。我满怀着那种莫名的激奋和热情,扑进了那个沸腾的洪流。

学校的文革运动渐渐把矛头集聚到了陈校长身上。一时间,向陈校长发起攻击、批判,成了当时鉴别学校里各个组织和个人革命身份的一种独特方式。这时候,我带着一种对阶级敌人的仇视,参与到了对这位当时已完全孤立无助的中年知识女性的斗争之中。怒目而视、高声喝斥、无情批斗,甚至有一次,将老校长佩戴多年的眼镜摔在了地上……

那是在学校期间,我与陈校长接触最多、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一个梦魇一样的年代!

后来,我离开学校,走进军营。在大别山脚下的军营里,原本渐渐离我远去的“文革”往事,不断地重新涌上来,像一团烈焰烧灼着我的心。我发觉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我在弯腰鞠躬,面前,是老校长陈凤箫。很长一段时间,沉重的负罪感一直压在我的内心。

1993年,学校30周年校庆。仪式结束后,我陪同几位老师、同学请陈校长吃饭。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见到她。席间,我端着酒杯恭恭敬敬站立桌前,就“文革”中的往事向陈校长致歉。听了我一席话,陈校长放下手中的竹筷,慢声细语地对我说:“这些事啊,我都忘记了。你别放在心上。”顷刻间,我有了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我宽慰着自己: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毕竟,老校长都已经忘记了……

 2003年腊月时节,南外40周年校庆后的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师同学前往位于中山陵的干部疗养院看望陈校长。此时,因为身体及生活原因,老校长已经长期居住在疗养院了。

疗养院107室,老校长端坐在两张床铺之间的木椅中,一缕冬日的阳光正好铺洒在身上,前来探望的师生们一个个走上前去与她握手问候,一时间,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因为拍摄录像,最后一个来到陈校长身边。谁知,就在我准备弯下腰上前握手的时候,陈校长猛然一撑椅柄站了起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四目对视,却什么话也没说。四周的欢笑声突然凝结,泪水几乎同时涌出了眼眶。一旁的徐漪波老师见势忙转移话题:“陈校长,你还记得秦志强的父亲吧,他身体可好啦,90多岁了,还天天洗冷水澡。”只听见陈校长仍然是慢声细语地回答:“我怎么不记得呢,那年,他爸爸还到我们学校作过报告呢。”

猛然间,似雷劈一般,一道电光在心中掠过!原来,陈校长什么也没有忘记呀!

后来,我曾几次和老校长谈起往事,谈起自己的内疚。每次,老人都用一种近乎母亲般的口吻对我说,那个时候,你们年龄小,都还是孩子呀,我怎么能够责怪你们呢?

一席话,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往后,要用对待母亲一样的情怀去对待这位一生坎坷却又心地慈善的老人。

从那以后,我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抽空去看望陈校长,每年春节都要去给老人拜年,13年从没间断过。

由于长期居住在疗养院,与外界接触少了,陈校长对往日学生的探望格外在意和开心。有时候,一见面,她竟会“责怪”似的说:“你有好一阵子没来了!”“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找你啦!”听了这话,我偶尔也会像孩子似的“回”她一句:“我上个月刚来过呀?”每逢这个时候,原本声调就不高的老校长,竟像是做错了题的学生似的,声音一下子就低了下去:“是嘛,我怎么觉得有好长时间呢?”

一天下午,我去看望陈校长。她正好午睡后准备起床,可照料生活的小熊临时离开了。见老校长行动有些不便,我就提出帮她穿袜子。就在我展开袜子时,陈校长突然问了句:“你为你母亲穿过袜子吗?”“穿过,那是母亲病重的时候。”听完我的话后,陈校长什么也不说了,伸出两脚,歪着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任凭我帮着她把那两只袜子穿上。

每逢新年,得知我要去看望,陈校长总是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带什么东西来,你来看我,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我就很满意了。”话是这么说,可她却常常在我来之前就张罗着,把女儿从国外带来的巧克力、糕点,早早地装进包里为我准备着。

去年春节,我的老父亲招呼我:“走,陪我看看你们校长去,给她拜个年。”从1965年学校的“六·一”营火晚会算起,两位老人整整半个世纪没有见过面了。当103岁的老父亲与92岁的老校长再次相见、热情拥抱的时候,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些年来,每次与老校长见面,她对我的要求总是“快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吧”。到了后来,每逢去探望她,我都要事前“备课”,把近期国内外大事,以及自己出国出差的见闻一条条梳理出来。陈校长一生勤于学习,求知不倦,但因为视力的减退,后来她已经无法读书阅报看电视。这是她晚年生活中最为苦恼的一件事。大约三年前,我开始为老校长读书。不过,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平均一月一次。

年复一年,昔日的师生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每次看望老校长,为她读完书离去的时候,她总是坚持要站起身来送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退,开始,一直送到走廊尽头的大厅,后来改为送到住室的门口,再后来,只能站立原地挥手告别了。只是,不论以什么方式送别,只要我的身影不离视线,陈校长是不会转身的。

今年5月,我照例前去探望。一进门,老人便急切地对我说:“你怎么才来呀?再不来,我就要找你啦。”原来,陈校长根据身边一些老同志的建议,对自己的身后事及家庭财产处理,拟写了一份遗嘱。她希望我能够作她遗嘱的见证人。在提笔郑重写下自己姓名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阵阵暖暖的亲情……

 929日下午,我去看望陈校长,照例先为她讲述了一下“外面的情况”,读了一篇《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临别时,老人仍像往常一样久久地握着我的双手,一字一句说出了让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话:“我身边的人不多啦,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开我,好吗?”我点点头下意识地回答:“陈校长,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老校长与我的诀别话语。

 930日,老人病情突发,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此后曾多次传出病情好转的消息,可就在大家准备迎接她转出重症监护室的时刻,那颗跳动了93年的心脏骤然停顿。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祝愿她在一个没有喧闹的世界开始新的宁静的生活……




                                                                                       作者:秦志强

                                                                                       通讯员:韩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