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王舒逸：我是来自高一（1）班的王舒逸。
张之铭：我是来自高一（1）班的张之铭。
王舒逸：今年的6月5日是第48个世界环境日。在前两个月里，我校高一的部分同学参加了在南非举办的第11届国际青年领袖论坛，部分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四国五校文化交流活动。他们在行程中不仅收获了和外国友人真挚的友谊，而且增进了对于环境保护的深刻理解和切身感受。作为中学生，他们将把环境保护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为构建美好的人类家园继续努力。
张之铭：第十二届“四国五校”（Five Schools Exchange Program）高中生文化交流活动于2019年4月15日至4月26日在日本名古屋由东邦高等学校举行。来自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四个国家五所高中的近50名师生齐集一堂，就“人类资源浪费和污染问题（Manmade Waste and Pollution）”展开交流、讨论、考察，并制订行动方案。下面有请参加四国五校活动的同学们来谈一谈对于此次日本之行的感受。
张天瑶：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一（5）班张天瑶。期中考试前后，我们一行六个人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赴日本名古屋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四国五校交流活动，主题是“人类污染与浪费”。
活动有一天，我们来到了Fujimae潮汐地；据介绍，这里是候鸟迁徙的中转站，许多从澳洲飞到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候鸟会在这里停顿修整。工作人员让我们从海泥中找寻并挖掘那一带的生物，包括一只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水母。一片看似只是泥巴的滩涂，竟孕育着这样多有趣的小生命。
然而这片生机勃勃的潮汐地，也曾经历过危机。曾经名古屋政府认为这只是一片没用的烂泥地，由于城市建设需要，便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垃圾厂。起初并没有问题，可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不只是一片死气沉沉的烂泥，破坏它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全球性连锁反应。于是名古屋市民向政府提出了抗议，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竭力反对在此建垃圾厂；迫于民意，名古屋政府做出了让步，在连续多年的压力下，一步步缩小垃圾厂面积，这才有了今天的Fujimae潮汐地。为了减小不建垃圾厂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名古屋市民自发进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细致到一个矿泉水瓶还要把塑料广告纸和瓶身分开了扔，且无论是每一户人家还是公共场所，垃圾分类从不马虎。
名古屋市民这种高度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令人钦佩、值得学习。目前，我们也有了不同颜色、装不同垃圾的垃圾桶，希望我们也能提高自觉性，减少different colors of dustbins simply means more bins的情况的发生，切实从身边着手，为保护环境贡献一己之力。
马若骐：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一（4）班马若骐。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投放已经成为日本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即使没人监督也会严格执行。关于日本的垃圾分类，他们不再使用老成不变的“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桶，而是改成了“可燃物”，包括报纸 、纸箱、纸盒、杂志、旧布料。“不可燃物”饮料瓶、茶色瓶、无色透明瓶、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瓶类。及“一般垃圾”包括厨余类、纸屑类、皮革制品类、玻璃类等。并且在垃圾桶的外侧不仅标注了日文英文，各地还有不同十分的图画提醒人们垃圾的正确摆放，更加形象方便。周末我和我的住家到sakea逛街，在自动贩卖机买完可乐喝完后，她非常习惯地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袋中，拧开瓶盖扔进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
在一天清晨，我和我的住家一起上学途中，我发现路边有一堆堆散落垃圾，一只只硕大的乌鸦扑到垃圾上，挑挑拣拣，垃圾随着大风扬起，好不杂乱。我顿时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任凭垃圾随风凌乱。从住家口中得知，在日本垃圾不是你想丢就能丢的。不同种类仅在特定日期才会有垃圾车来收。所以你得时刻提醒自己明天该丢什么了？居民需要在垃圾清运当天早晨8点前，把垃圾堆放到指定地，如果早上忘了丢，那只能抱歉，暂且先收着，存上几天等待下一次。每个城市的垃圾分类制度是不相同的。例如名古屋就有自己独特的垃圾袋，而这个垃圾袋是需要付款在便利店购买的，尺寸不同价格也不同。所以我们看到的日本的垃圾“垃圾厢房”都是整整齐齐，连包装垃圾的袋子都是统一的。
市民如违反规定乱扔垃圾，就是违反了“废弃处置法”，会被警察拘捕并课以3万~5万日元的罚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垃圾，会被贴上大大的“违反规定”标签后放在你家大门口。鉴于日本的耻感文化，没有日本人愿意自己家门口放一袋被贴着“违反规定”的垃圾。政府也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心理，非常顺利地将垃圾分类制度推行至千家万户。
日本几乎做到了垃圾百分之百回收，依赖的不是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科技，是全民对环境的敬畏、真挚的感情和高度的民众的自觉性。
史珂菡：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高一7班的史珂菡。
今年我们六人有幸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东邦中学举办的四国五校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与住家奇妙的交流。
第一天刚下飞机，我便十分兴奋地想要和我的住家愉快地交流。我一连串像她抛出了很多问题。看到她友善的微笑，我以为她要开始长篇大论地向我介绍名古屋风情了，结果，我收到的回复是：“我英语不太好，我们用翻译器交流吧。” 从机场到住家的路上，我不知道手机里存了多少张某翻译软件的截图。心里惆怅着这两个礼拜的生活。
既然互相听不懂，那我们就尽量减少交流吧。每日的对话不到万不得已只会仅限于四种，关于上下学时间以及就寝吃饭的时间。
但随着相处时间愈来愈长，我发现有的时候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需要的只是友善的面部表情和必要的简单感叹词。无论是我的住家带我去打羽毛球，还是在去动物园游玩，我只需要露出微笑，并配上适当的日语感叹词表达出对她的欣赏，就足以让这段对话不失礼貌进行下去。
这次日本之行，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交流有时不需要语言，因为友善可以克服一切。
李栎然：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一（7）班的李栎然。很荣幸能作为六名成员之一去日本参加今年的四国五校交流项目。
与史珂菡同学正好相反，我在日本的住家是一名英语老师，所以在这为期两周的交流活动期间，我貌似没有遇到与住家交流上的障碍。既然是个文化交流项目，那么“走出舒适圈”这个话题就不得不谈了。所谓走出舒适圈，在我看来，并不是所谓在日本期间跋山涉水，做多少研究，得出多少关乎拯救我们地球家园的结论就叫做真正走出了舒适圈了。所谓舒适圈，对于这种文化交流来说，我觉得是我们的一种畏惧走出本国语言环境，走出我们熟知的文化环境的心理。到那里的第一天，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成员都打了照面，很不幸的是，平时练习再多的听力也失了灵，面对外国同学友善的交流邀请，我产生了我是谁？我在哪儿？他说的是啥？的想法，于是便以一个友善的微笑算是先婉拒加入他们的聊天。随着交流活动的深入，当我们被强行分了组，环顾四周只有外国同学朝我友善地笑着的时候，我便开始强迫自己开使与他们交流了，从我们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开始，到日常会话，到后来在大巴上一路放这歌一路聊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这也许就是所谓文化交流的魅力所在吧。谢谢大家！
王舒逸：今年3月17日到3月26日，第十一届“国际中学生领袖论坛”（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dership Symposium）在南非共和国高地学校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比利时、阿曼、南非和美国的七支代表队就本次论坛的主题“非法贸易”（Illegal Trade）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了解了非法贸易、盗猎和走私的现状，探讨了反对非法盗猎、保护野生动物的可行方案。论坛的最后，我们还提出了回国后在南京各中小学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方案，得到当地主办学校的好评。下面有请参加领袖论坛活动的同学们来谈一谈本次南非之行的感受。
冯沁彦：为期9天的论坛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对group thinking 团队思考 的理解。或许大家普遍会认为group thinking是一种很好的东西，她可以发挥一个团队中所有人的智慧，使问题得以解决。就像许多名言警句告诉我们的一样：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但事实上团队也会有失效的时候，且这种失效往往会带来不小的危害。试想一下，原本组内的每位成员对一个观点是各持己见的，但由于组内一位同学的发言，其他成员的想法很有可能会受到这位同学的影响，最终导致思想趋于同化。此类情况下，便需要发挥团队领导的作用了。一个 leader的职责在于发现每个人的长处，保证每个人独特的观点得到充分表达，最终集思广益，为解决问题找到最完美的方案。所以一个团队，只有以互相尊重为前提，保持每个人的独立思考，不盲从，才能保证其决策的有效性。南非之行提供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培养了我的思辨能力，让我更加立体而深刻的认识了这个世界。
陈天弈：我很喜欢今年论坛的举办国南非。这里生态非常好，我的住家住在一个动物保护区。我在放学路上偶遇过羚羊和长颈鹿，也曾和几十米外的斑马“共进早餐”。但最爱的还是论坛最后一天看到的犀牛，毕竟几天讲座听下来，我们都对它产生了很感情。那天我们四点就起床前往克鲁格国家公园，总算集齐了最难遇见的狮子、非洲象、花豹、犀牛和水牛。出于对犀牛的保护，公园从不标出它们每天出没的地点，亲眼看到犀牛便成了可遇不可求的体验。很触动我的是，一头犀牛吸引来了数十位游客围观，但当它要穿过小路时，周围的车纷纷主动让出一条路，关掉发动机，安静地看它缓缓跑过，又消失在草丛中。愿偷猎能得到控制，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种憨厚可爱的大动物。
谢一萌：在南非住下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体验到了南非式的断电。有时是9点到11点，有时是7点到9点，只有运气特别好的时候，才可能一整天都不停电。论坛进行期间，也经常会出现“啪”的一声大屏幕黑屏，会场漆黑一片的情况，几分钟后才恢复供电。这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大家在猝不及防的黑暗中面面相觑，或是和住家秉烛夜谈。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对24小时不间断供电习以为常的人来说，这种体验让我重又关注起了能源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把讨论过的话题过一天再拿出来辩论，这时便发现前一天的想法许多已被新学到的知识所推翻，新的想法则不断出现，被大家一起讨论，打磨。这次论坛前期并没有要求很多的学术准备，而是在论坛上带着我们做调查，倾听来着不同群体的声音，从中建立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认识，再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做演讲的人有的来自NGO，有的是环保主义者，有奋战在保护犀牛第一线的兽医，也有在背后推动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专家。他们的观点有时甚至大相径庭。通过倾听，我们实质上坐在了决策者，或者说leader的位置上，从不同角度的不同信息中逐渐了解了这个议题的复杂性，在寻找解决方案时也更多地考虑因果关系，从更大的格局，以更开放的思维思考问题。这种讨论的模式，对我来说比关于领导力的各种讲座更多得锻炼了我的领导力。在这次论坛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友谊，上飞机前最担心的是语言能力不足阻碍沟通，下了飞机发现这都不是问题。回国的时候，我带回了一件签满了名字的校服外套。
李忻然：在领袖论坛中，我们围绕非法贸易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在如何减少偷猎的问题上，我们就几个政策的合理性发起了激烈的辩论，包括犀牛角贸易是否应该合法化、南非政府是否应统一去除犀牛角、是否应人工养育保护犀牛等。在辩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南非国情、民众需要、地域文化、市场现状、政府情况等因素都要被仔细考量，反复斟酌。比如，在犀牛角贸易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上，很多自然资源保护学者是认同的，因为政府可以获得调控市场的能力，宏观控制市场上犀牛角的数量。但在综合各个因素后，我们发现合法化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社会、生态问题。首先，政府使犀牛角贸易合法化，就是在向全体人民传递一个社会信息：犀牛角贸易是合理的，是被鼓励的，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偷猎者的鼓舞和对消费者需求的煽动。其次，正当市场的存在无法阻挡黑市贸易的发生。当犀牛角在正规市场以昂贵的价格销售时，同样质量但价格相对低廉的犀牛角会在黑市上出现，被利益驱动的消费者自然更愿意购买黑市上较为便宜的犀牛角。这样一来，黑市上的犀牛角贸易不减，反而徒增了正当市场上的贸易，让犀牛受到更大伤害。解决犀牛角偷猎问题是一场战斗，不只是南非一个国家的战斗，更是整个国际社会、所有人的战斗，我们应该对非法贸易有清醒的认知，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肖国豪：也许在这之前我们都不曾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只有不到70%的人受过教育，不到一半的人可以使用到干净饮用水，甚至在我们晨会这短短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就有一个儿童死于战争。在我们享用山珍海味的同时，也许在地球的另一端，正有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同学在与饥饿斗争。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看似理所应当，但这在多少人眼中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让我们珍惜眼前，珍惜当下吧，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张之铭：从日本的四国五校交流活动，到南非的领袖论坛，全球范围内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热情不断高涨。这些同学通过几周的交流活动，充分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在回国后愿意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决心，希望台下的同学们能像他们一样，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王舒逸：在这次文化交流中，他们通过与当地住家的沟通、对当地学校的观察、同当地学生的交往，体验了不同文化碰撞出的火花，理解了文化差异的内涵，同时，也完成了讲好南外故事、传达南外精神、展现南外风采的使命。我校每年都有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希望同学们也能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合：谢谢大家！
